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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 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 年7 月初版）。1938 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 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 年。在1944 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BR>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 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BR>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 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朱加究问。<BR>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备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①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BR>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挚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 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BR>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BR>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 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I.J.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文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BR> 选择山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拿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拿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 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迻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刺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哈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BR>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日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日嗢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日辛头河，阿姆河不日乌浒水，锡尔河不日药杀水，德里不日底里等等。<BR> 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BR>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16 页（原书的页数），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此类注释仅注明原书的页数、行数，在正文中未加标明，对读者查阅很不方便，现将“注释与参考”按正文分章节，每节分编序码，在正文中以方括号标出序码，以便读者检阅。<BR> 格鲁塞原书名《蒙古帝国史》后，用括弧标明“第一阶段”（I rephase）， 大概因为此书是那套《世界史》中的一卷，用以区别于“帖木儿帝国史”。现在我们译此书的名称，删去了“第一阶段”字样，特此声明。本书承翁独健教授加以校阅，并加了不少按语（在注中略作“翁按”），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特此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足之处，还希读者予以指正。<BR> 龚钺<BR> 1986年10月1日<BR> ① 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中译本，页90。<BR> </P>
<P>著者引言</P>
<P> 我企图在本书中把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几种主要的、而且迄今为止曾经做过充分研究的原始史源作一番比较，这些史源是：<BR> （1）在波斯史源方面为拉施特约在1303 年所著的《史集》；别列津译本，1861 年至1888 年出版。①<BR> （2）在中国史源方面为1369 年所编成的《元史》；其一部分曾经F.E.A. 克劳斯译出，用《成吉思汗＜元史本记＞所载他的生平事迹》的名称于1922 年在海德堡出版。②<BR> （3）蒙古史源方面，约于1240 年编写的、以《秘史》的名称著称。此书的中文古译本，成书约在1370 年（《元朝秘史》，曾经鲍乃迪重译成俄文， 见于北京传道团集刊第四卷（1866 年）。又此书据波兹德涅耶夫所说，伯希和先生曾依照中国一种古代发音的对音将它还原为蒙古文（其若干零篇由伯希和于1920 年起予以发表，载在1920 年的《亚洲学报》，其余尚未刊行）。继之有海涅士先生从事此种工作（Manghol——un niuca tobca'an， 1937）。对于这种蒙古史源，我基本上是根据鲍乃迪的译本，而就我能力所及，用伯希和先生和海涅士先生的译文或对音加以校正。<BR> ① 拉施特曾利用另一位波斯史学家，即志费尼（＋1260）书。他的书没有译本，但在古伯纪念丛刊（Gibb Memorial series）里商有由米尔咱·穆军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校勘、正在刊行中的原文：Ⅰ．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继承人传，1915 年；Ⅱ．花刺子模沙王朝历史，1916 年；Ⅲ．蒙哥汗和亦思马因人史，1937 年。（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1958 年出版了波伊勒根据上述波斯文集校本的英译本， 1981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的中译本。——译者）<BR> ② 于《元史》以外，另有一种中国史源——《圣武亲征录》，实际上它代表一种佚去的蒙古史源，而大约于1263 年译成中文的。《圣武亲征录》由鲍乃迪于1872 年从中文译成俄文，见《东方丛刊》分册Ⅰ，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69。“比起1369 年所编的《元史》，《拉施特书》和《圣武亲征录》彼此更多吻合之处。无疑，《圣武亲征录》正是拉施特及其提供情况者们吸取材料的那本蒙古编年生的中译本。《秘史》则是另一种有相当不同之处的本子。”（伯希和，《通报》，1930，14）。参阅本书末，关于这个材料的研究。<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BR>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观察，蒙古人属于阿尔泰系或突厥-蒙古系。这一系也包括突厥人[1]和通古斯人①。在上述各民族里面，突厥人至公元六世纪才以突厥这个历史名称（Turk，即“强壮”之意）出现，而蒙古人到了十二世纪才以像现在这样的民族出现。②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将古代的和中古前期的若干游牧部落分别归属于突厥系或蒙古系。因此人们常常将中国人所称为匈奴而西方人则称为匈人的，认为是原始的突厥人，列入突厥语系的民族里面。而在“突厥”一词出现之前，以魏朝[2]建立了白五世纪至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而著称的桃花石或（按中文对音）拓拔，可能也是突厥人。相反地，蠕蠕人[3]和……哒人③则可能是原始的蒙古人，前者曾一度称霸于蒙古地方，后者于公元五世纪曾统治过突厥斯坦。至于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统治过北京和十二世纪时统治过突厥斯但东部的契丹人可能也是原始的蒙古人[5]。<BR> 由此可见，在亚洲草原的内部历史上①，突厥人和蒙古人互为雄长：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于公元后二世纪，在匈奴或亚洲的匈人的霸权之下，是突厥人势力的时代；至二世纪中叶，鲜卑人占据了蒙古的东部，大约是蒙古人势力的时代；至公元五世纪，鲜卑人和突厥种的拓拔人争夺中国的北部，结果胜利属于拓拔人。在这个时候，戈壁还是属于蒙古种的蠕蠕人。六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6]，这就是中国人所称为“突厥”（T'ou-Kiue）的，他们称霸于蒙古和西突厥斯坦。至八世纪中叶，当突厥人失去了势力之后，与他们同种的其它民族代之而兴，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自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为乞儿吉思突厥人（自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到了乞儿吉思人衰败（公元924 年）之后，蒙古地方遂处于各种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争夺之中，一直到成吉思汗于十三世纪初，在这一地域最终奠定了蒙古人的霸权。<BR> 这是不是说，这些政治上的变迁，就等于草原上人口的不断更换，每个胜利的游牧部落曾将以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赶走呢？<BR> ① 无疑也包括非马来种的日本人在内，根据夏尔·阿格诺埃的新近著作，这一点已经更为明显。<BR> ② 但是在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中文载籍里面说：居住在客鲁涟河下游以及兴安岭之北（呼伦池和阿尔浑河上游）的室韦人中间有个叫做蒙瓦或蒙兀的部落，伯希和先生认为这是蒙古的名称在历史上的最初出现。（参阅《亚洲学报》192O 年Ⅰ，145，《通报》1929 年，126。）<BR> ③ 在我所著《草原帝国》里面采用Hephtalites 这一词和克利斯坦生（著有《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见《基默博物院年鉴》，1936）以及其他若干参考资料相同。我赞同Hephthalites 这一词，因为它和东罗马遗留下来的若干最重要的抄本相符。[4]<BR> ① 关于草原的艺术，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在我所著《草原帝国》（1938 年，帕约书店出版）里面，另行叙述。在这里仅仅提一提屈恩·赫伯特教授有一篇重要论文，说明新近在安阳地方，被称为象形的坟墓里面发现若干兽形铜器，属于商朝，就是在公元前1400 年至1200）年之间，具有西伯利亚-蒙古的风格， 显然受草原艺术的影响（乡阅Herbert Kühn，Chronolo 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Ipek 杂志12 卷， 1938 年，第164 页，插图57）。在安阳发现的商代器物里面具有草原风格这一点，斯德哥尔摩的卡尔贝克先生曾经到那里去看过，并向我证实了这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或将被迫重新考虑全部草原艺术的时期问题。参阅后面附篇。<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东西——即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的。<BR>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①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于成吉思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 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7]相反地，现令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真正的野蛮人②。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族为何。<BR>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四世纪，在和间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 还可以内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①<BR> ① 尼·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托尔德，苏联学者，著有《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等书。——译者。<BR> ② 成吉思汗时代，有一部分蒙古人，《拉施特书》和《秘史》都称之为“林木中人”（Hoi-yinirgèn 槐因·亦儿坚），游牧的蒙古人对之颇为轻视。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 年，I，218 以下。《关于室韦人的森林生活》，第393 页。［8］<BR> ① 参阅斯坦因《Ruins of Desert Cathay》Ⅰ，图83。<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 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②，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符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 等到他们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 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BR>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BR> 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 年，当拓拨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场反侵掠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今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歼了。”①这样被指出来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古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奏。<BR> ②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Ⅱ，978，公元354—357 年下。（戴遂良系法国耶稣会士，于清光绪十三年来我国，所著书名《中国简史》。——译者）<BR> ①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Ⅱ，1091。<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BR>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 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1]， 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邃古时期， 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 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①<BR>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匍人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人，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刺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鄂尔浑之间，哈刺和林以北六十公里， 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①。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 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BR> 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②）坐落在现今哈刺- 八刺哈孙，即在哈刺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 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③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栗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744 年至840 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BR> 在哈刺-八刺哈孙的一个82O 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④伊朗的影响， 由摩尼教而传入，而中国的影响，则由于回鹘的可汗们与唐朝的皇帝们联盟结好而增加，共同地把未来的外蒙古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伟大帝国所在地。这些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以料想突厥-蒙古民族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
<P>著者引言</P>
<P> 我企图在本书中把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几种主要的、而且迄今为止曾经做过充分研究的原始史源作一番比较，这些史源是：<BR> （1）在波斯史源方面为拉施特约在1303 年所著的《史集》；别列津译本，1861 年至1888 年出版。①<BR> （2）在中国史源方面为1369 年所编成的《元史》；其一部分曾经F.E.A. 克劳斯译出，用《成吉思汗＜元史本记＞所载他的生平事迹》的名称于1922 年在海德堡出版。②<BR> （3）蒙古史源方面，约于1240 年编写的、以《秘史》的名称著称。此书的中文古译本，成书约在1370 年（《元朝秘史》，曾经鲍乃迪重译成俄文， 见于北京传道团集刊第四卷（1866 年）。又此书据波兹德涅耶夫所说，伯希和先生曾依照中国一种古代发音的对音将它还原为蒙古文（其若干零篇由伯希和于1920 年起予以发表，载在1920 年的《亚洲学报》，其余尚未刊行）。继之有海涅士先生从事此种工作（Manghol——un niuca tobca'an， 1937）。对于这种蒙古史源，我基本上是根据鲍乃迪的译本，而就我能力所及，用伯希和先生和海涅士先生的译文或对音加以校正。<BR> ① 拉施特曾利用另一位波斯史学家，即志费尼（＋1260）书。他的书没有译本，但在古伯纪念丛刊（Gibb Memorial series）里商有由米尔咱·穆军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校勘、正在刊行中的原文：Ⅰ．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继承人传，1915 年；Ⅱ．花刺子模沙王朝历史，1916 年；Ⅲ．蒙哥汗和亦思马因人史，1937 年。（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1958 年出版了波伊勒根据上述波斯文集校本的英译本， 1981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的中译本。——译者）<BR> ② 于《元史》以外，另有一种中国史源——《圣武亲征录》，实际上它代表一种佚去的蒙古史源，而大约于1263 年译成中文的。《圣武亲征录》由鲍乃迪于1872 年从中文译成俄文，见《东方丛刊》分册Ⅰ，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69。“比起1369 年所编的《元史》，《拉施特书》和《圣武亲征录》彼此更多吻合之处。无疑，《圣武亲征录》正是拉施特及其提供情况者们吸取材料的那本蒙古编年生的中译本。《秘史》则是另一种有相当不同之处的本子。”（伯希和，《通报》，1930，14）。参阅本书末，关于这个材料的研究。<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BR>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观察，蒙古人属于阿尔泰系或突厥-蒙古系。这一系也包括突厥人[1]和通古斯人①。在上述各民族里面，突厥人至公元六世纪才以突厥这个历史名称（Turk，即“强壮”之意）出现，而蒙古人到了十二世纪才以像现在这样的民族出现。②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将古代的和中古前期的若干游牧部落分别归属于突厥系或蒙古系。因此人们常常将中国人所称为匈奴而西方人则称为匈人的，认为是原始的突厥人，列入突厥语系的民族里面。而在“突厥”一词出现之前，以魏朝[2]建立了白五世纪至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而著称的桃花石或（按中文对音）拓拔，可能也是突厥人。相反地，蠕蠕人[3]和……哒人③则可能是原始的蒙古人，前者曾一度称霸于蒙古地方，后者于公元五世纪曾统治过突厥斯坦。至于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统治过北京和十二世纪时统治过突厥斯但东部的契丹人可能也是原始的蒙古人[5]。<BR> 由此可见，在亚洲草原的内部历史上①，突厥人和蒙古人互为雄长：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于公元后二世纪，在匈奴或亚洲的匈人的霸权之下，是突厥人势力的时代；至二世纪中叶，鲜卑人占据了蒙古的东部，大约是蒙古人势力的时代；至公元五世纪，鲜卑人和突厥种的拓拔人争夺中国的北部，结果胜利属于拓拔人。在这个时候，戈壁还是属于蒙古种的蠕蠕人。六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6]，这就是中国人所称为“突厥”（T'ou-Kiue）的，他们称霸于蒙古和西突厥斯坦。至八世纪中叶，当突厥人失去了势力之后，与他们同种的其它民族代之而兴，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自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为乞儿吉思突厥人（自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到了乞儿吉思人衰败（公元924 年）之后，蒙古地方遂处于各种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争夺之中，一直到成吉思汗于十三世纪初，在这一地域最终奠定了蒙古人的霸权。<BR> 这是不是说，这些政治上的变迁，就等于草原上人口的不断更换，每个胜利的游牧部落曾将以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赶走呢？<BR> ① 无疑也包括非马来种的日本人在内，根据夏尔·阿格诺埃的新近著作，这一点已经更为明显。<BR> ② 但是在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中文载籍里面说：居住在客鲁涟河下游以及兴安岭之北（呼伦池和阿尔浑河上游）的室韦人中间有个叫做蒙瓦或蒙兀的部落，伯希和先生认为这是蒙古的名称在历史上的最初出现。（参阅《亚洲学报》192O 年Ⅰ，145，《通报》1929 年，126。）<BR> ③ 在我所著《草原帝国》里面采用Hephtalites 这一词和克利斯坦生（著有《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见《基默博物院年鉴》，1936）以及其他若干参考资料相同。我赞同Hephthalites 这一词，因为它和东罗马遗留下来的若干最重要的抄本相符。[4]<BR> ① 关于草原的艺术，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在我所著《草原帝国》（1938 年，帕约书店出版）里面，另行叙述。在这里仅仅提一提屈恩·赫伯特教授有一篇重要论文，说明新近在安阳地方，被称为象形的坟墓里面发现若干兽形铜器，属于商朝，就是在公元前1400 年至1200）年之间，具有西伯利亚-蒙古的风格， 显然受草原艺术的影响（乡阅Herbert Kühn，Chronolo 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Ipek 杂志12 卷， 1938 年，第164 页，插图57）。在安阳发现的商代器物里面具有草原风格这一点，斯德哥尔摩的卡尔贝克先生曾经到那里去看过，并向我证实了这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或将被迫重新考虑全部草原艺术的时期问题。参阅后面附篇。<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东西——即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的。<BR>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①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于成吉思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 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7]相反地，现令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真正的野蛮人②。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族为何。<BR>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四世纪，在和间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 还可以内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①<BR> ① 尼·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托尔德，苏联学者，著有《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等书。——译者。<BR> ② 成吉思汗时代，有一部分蒙古人，《拉施特书》和《秘史》都称之为“林木中人”（Hoi-yinirgèn 槐因·亦儿坚），游牧的蒙古人对之颇为轻视。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 年，I，218 以下。《关于室韦人的森林生活》，第393 页。［8］<BR> ① 参阅斯坦因《Ruins of Desert Cathay》Ⅰ，图83。<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 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②，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符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 等到他们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 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BR>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BR> 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 年，当拓拨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场反侵掠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今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歼了。”①这样被指出来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古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奏。<BR> ②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Ⅱ，978，公元354—357 年下。（戴遂良系法国耶稣会士，于清光绪十三年来我国，所著书名《中国简史》。——译者）<BR> ①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Ⅱ，1091。<BR> <BR>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P>
<P>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BR>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 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1]， 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邃古时期， 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 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①<BR>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匍人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人，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刺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鄂尔浑之间，哈刺和林以北六十公里， 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①。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 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BR> 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②）坐落在现今哈刺- 八刺哈孙，即在哈刺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 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③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栗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744 年至840 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BR> 在哈刺-八刺哈孙的一个82O 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④伊朗的影响， 由摩尼教而传入，而中国的影响，则由于回鹘的可汗们与唐朝的皇帝们联盟结好而增加，共同地把未来的外蒙古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伟大帝国所在地。这些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以料想突厥-蒙古民族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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